公诉人：公诉人就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于2002年下半年至2005年下半年，先后三次收受唐肖林给予的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10.9446万元的事实分三组向法庭出示证据。

　　1、鉴于唐肖林在多次证言中对于请求帮忙及送钱的过程陈述一致，侦查人员还在对其询问时制作了同步录音录像，现公诉人要求要当庭播放询问唐肖林的同步录音录像时段，该录像于2013年5月31日10:34一10:50所做，并制作了笔录。见补充侦查卷第5卷第30页（地点：北京市第二看守所询问人：孟建成记录人：胡涛）。

　　侦查人员：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有关规定，你作为证人依法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现向你送达权利义务告知书，你看一下。

　　唐肖林：我和是70年代在北京市二轻局汽修厂做同事时认识的，关系特别好。84年他调到金州后，93年当了大连市长，94年经过他的安排，我到大连国际公司工作。99年我当了公司总经理，后来又当了董事长。

　　唐肖林：从99年到05年期间，几件事情给了我帮助和支持。一个是99年左右大连……准备上市并购，知道我和认识，就找到我帮忙。以招商引资的名义写了个报告，请批准，批准以后，县市区很多工作也顺利完成了。这件事完成以后，我得到了房子和现金250万元人民币。还有一件事是，在02年左右当时我们原来的同事姬巍，说倒卖汽车批额比较赚钱，让我和当时任辽宁省长的打个招呼，让副省长夏德仁批一下。我和打完招呼后，夏德仁给我们批了大概20多个进口配额。

　　唐肖林：让辽宁省副省长批的，批了大概25个，批完后在这笔交易中，我得到了85万元人民币的好处。

　　唐肖林：有一块市政府批给大连驻深圳办事处的地，闲置多年，没有开发利用。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把办事处并购过来，利用土地赚点钱。后来我就给写了个申请，要求深圳办事处给我管理，同意了，并批准了这个事。

　　唐肖林：接管了。接管后我们找人开发这块土地，叫大连大厦项目．开发后04年建成的。当时我们和方合建的，但深圳市政府不允许。

　　唐肖林：不允许合建，变更了原来的规划，就不同意。后来我找了批一下，批了，当时深圳市长也在这个批文上同意了，然后这个项目就成功了，04年完工。

　　唐肖林：我一共送了三次，有一次15万美元，包括汽车配额的8万美元，后来我又添了5万美元。当时我对说进口汽车批好了，事办成了，我把钱放沙发上，点点头就同意了，我就走了。

　　唐肖林：在04年我发现住处比较简陋，便准备了5万元人民币和一些礼品，用深色袋子装到了商务部办公室，我们聊了一会我告诉他袋子里有5万元人民币给你用的，他笑着点点头说不缺钱用。05年初我又给送的8万美元，当时我进入办公室后，把它和办公用品装在一起后，到他办公室里。我说这些钱给你，他点点头。

　　1972年至1974年，我在北京市二轻局机修厂工作时与是同事。我俩关系一直比较好。到了1975年，我就调到了北京700厂，和分开了，但我和还是有联系，后来他的情况好起来了，他比较念旧情，和我经常有联系，还带我去中南海等地方长见识，我俩一直来往。1993年担任了大连市市长，我自己到大连找了一家饰缅房地产公司做业务员，然后告诉我也到大连来投奔他了。到了1994年，让我去大连国际公司工作。在大连国际公司工作期间，我和在工作上有来往。

　　大连国际公司是以个人名义在香港注册成立，但实际上是大连市政府在香港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行政关系隶属于大连市政府，先是归市外经贸委主管，后来因为要上市就归主管外贸的副市长直接管理。

　　2000年期间，我担任大连国际公司总经理以后，我听说大连市政府驻深圳办事处管理比较混乱，深圳市政府拨给大连市政府驻深圳办事处的土地已闲置多年，我觉得这是个商机，可以把大连市政府驻深圳办事处接管，利用这块土地建楼房赚些钱还我们大连国际公司的欠款。有了这个想法以后，我就去找，我和汇报了我想接管大连市政府驻深圳办事处并建楼房的想法，表示同意，并让我起草一份报告。我按照的指示起草了一份关于大连市政府驻深圳办事处划归大连国际公司的请示报告，我将这份请示报告交给以后，没过几天，大连市政府秘书长陈立新组织召开了协调会，大连市政府驻深圳办事处与大连国际公司进行了交接。我们大连国际公司接手大连市政府驻深圳办事处后，我到深圳市国土规划部门查询了深圳市拨给大连市政府驻深圳办事处土地的权属还属于大连市政府驻深圳办事处，相邻的土地权属为湖北省十堰市政府驻深圳办事处，两块土地一共是5000平米左右，按照国土规划部门的要求，两块土地必须统一规划设计和建设。2001年上半年，深圳市华明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明辉公司）通过竞拍取得十堰市驻深圳办事处地块．华明辉公司张文胜和我们又共同协商寻求解决办法，我提议找省长帮助协调，张文胜表示可以。2002年4月份，我给起草了一份关于启动大连大厦建设的报告，当时我拿着报告去沈阳市友谊宾馆的住处找的他，我将建大连大厦遇到的困难向做了汇报，并将报告交给了，他看后表示同意，就在报告上给深圳市市长签了一段话，大概意思就是让市长对此事予以支持。拿到签字的报告后，我们又以大连市政府深圳办事处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关于请求启动大连大厦项目的报告，两份报告一起呈报给市长，经市长签批后，我们的项目很快就启动了，具体的手续都是张文胜和我们大连驻深圳办事处主任宋振军具体办理的。2004年底项目竣工，起名为求是大厦。这个项目，我们与张文胜的公司按13%和87％分成，我们大连国际公司赚了1600万人民币外，还有三套房子，华明辉公司张文胜给我个人好处费200万元人民币、1万美元，然后我给了8万美元。

　　公诉人：有证人唐肖林、姬巍、宋振军、张文胜证言，分别见侦查卷第6卷第25一31页、第7卷第25一30页、第13卷第28一34页、第15卷第2、17、28页。

　　(1）鉴于唐肖林的证言对于给被告人送8万美元的来源在刚才播放录像中未详细解释，公诉人向法庭宣读证人唐肖林证言节录，见侦查卷第6卷第25页。

　　2005年8、9月份，我去商务部的办公室给他送信纸、信封等高级办公用品，这些东西都是安排我在香港为他购买的，一并将8万美元给了。当时，我将这8万美元和办公用品都放到一个纸箱子里给了皇冠·体育登陆，放在了他的办公室里办公桌边，这8万美元都是百元面值的，1万美元一捆，一共是8捆，没有单独包装。我对说：深圳的房子建好了，您签的报告特别给面子，盖这个楼在深圳也是个特例，这里有8万美元是给您的，点点头没说什么就收下了。

　　这8万美元的来源分三部分：一是张文胜给我的1万美元；二是姬巍帮我兑换的美元，我和姬巍倒卖进口汽车配额赚的钱，除了当时给5万美元，还剩下一部分人民币，再加上我自己平时攒的一些人民币，陆续让姬巍帮忙兑换了几笔美元放到了办公室皇冠·体育官网，这次也一并拿出来放在这里面；三是我自己手里还有一些美元，上述三部分一共凑了8万美元给的。该组证据举证暂时到此。

　　被告人：我简单说两句，刚才看到了唐肖林的录像，我真是看到一个人出卖灵魂的人的丑态，我没有想到。

　　被告人：好的。我很有感触，因为几十年前，我还把他当作一个比较正经的工友。这里面我提出几个问题，唐肖林在这里讲了很多话，但是核心问题他讲了吗？他讲没有讲他跟我说拿了房子就去倒卖？拿了指标也去倒卖？这个核心的情节他记了没有？实际上这是本案的关键，再有，刚才唐肖林讲一会说瓜瓜在场一会说没有人在场。他说给了我5万元人民币，起因是因为听说我的住房简陋，该5万元人民币能改造我的住房匹配吗？再有他说给我5万美元、8万美元，到底有我什么反映？我和他至于默契到那种程度他把钱往那一放，我什么也没说，这符合人之常理吗？

　　辩护人：第一，刚才同步的录音录像，对应的补充侦查也有录像。询问笔录并未完全反映审讯当时的线月份，但他又讲一句线月份笔录里有，但大连大夏竣工之后笔录里就没有。那么对唐肖林刚才的证言和播放的录音录像，关于送钱的情节，我们认为是不真实的。

　　公诉人：首先，大家也看到录像唐肖林陈述自然，并且有其他证据与证言相互映证，不像被告人所说情况，我们注意到侦查人员要求唐肖林简要陈述一些内容，所以唐肖林概括的进行了陈述主要的情节，对唐肖林证明的其他内容，公诉人已当庭宣读笔录，这个问题不再重复。对于录像与笔录差异问题，公诉人认为，笔录所记录的内容，证人唐肖林当场已签字确认，而且个别的细节问题，像刚才所提到的笔录中说到2005年4、5月份但是未记录大连大厦竣工之后的细节，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与事实是不矛盾，大连大厦竣工是在2002年之后，4、5月送钱与事实是一致，记录能客观反映唐肖林证言的内容。

　　被告人：公诉人讲唐肖林之所以没有提到核心的情节，是因为办案人只要求他简要回答，但是唐肖林的笔录也好，自述也好，都是已厚厚的一卷，没有提到唐肖林背着我在大厦和汽车指标的问题上投机倒把，在本案中要确定事实的，这一个非常自然的正常的办案人员理所当然应该提出的问题。

　　公诉人：一再强调唐肖林作证时未向检察机关办案机关说出倒卖汽车配额和倒卖房子指标的事实，认为这是案件的核心事实，公诉人认为这是对受贿犯罪要件不了解，这两个问题都不影响受贿犯罪构成，受贿犯罪客观要件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牟取利益。在本案当中，唐肖林向被告人提出的请托是请你帮忙找夏德仁省长批汽车配额，这就是为唐肖林的请托，在此基础上满足，然后夏德仁省长同意并签批，这是前提。至于唐肖林是否将该指标进行倒卖，不影响受贿罪构成。房子建成后唐肖林获利多少，是否知道也不影响受贿罪构成。

　　被告人：即使公诉人不去询问唐肖林不告诉这些情节就能够认定受贿的事实。公诉人如果确认了这一点，我很满意。唐肖林投机倒卖建房和汽车指标，隐瞒了我，然后说我受贿，而且然后又说感谢我，这话无法联系起来，不合日常生活逻辑。

　　辩护人：公诉人称唐肖林是否倒卖，自己是否有问题，并不影响对的定罪，这一点我同意。但是否知道唐肖林的行为，这是很关键的。唐肖林收了250万元，本身就已犯罪，在此情况下他还做证，是不合适的。

　　辩护人：公诉人称唐肖林是否倒卖，自己是否有问题，并不影响对的定罪，这一点我同意．但是否知道唐肖林的行为，这是很关键的．唐肖林收了250万元，本身就已犯罪，在此情况下他还做证，是不合适的。

　　审判长：在质证过程中要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发表意见，至于这些证据能否认定案件事实，以及能否认定被告人有罪，何罪，以及罪轻罪重，本庭会给予充分时间在辩论阶段发表意见，各方是否明白？

　　公诉人：(2）公诉人向法庭出示证人原大连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业务员姬巍的证言。见侦查卷第13卷第28页。证实进口汽车配额的事获利后给唐肖林人民币85万元，唐多次让其帮忙兑换美元的事实。

　　(3）公诉人向法庭出示证连国际公司大连办事处主任宋振军的证言，宋振军在侦查阶段有2份证言，见侦查卷第7卷第25一30页。

　　主要证实以下二点：①2004年左右，唐肖林称当商务部长，让其从大连国际的账外资金拿出5万人民币要给表示一下。其从账外资金给他5万，并以“付唐总香港费用”记账，其向办案人员提供了该记账材料；②2002年开车送唐肖林到沈阳，唐肖林单独去见。

　　(4）公诉人向法庭宣读证人深圳市华明辉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文胜的证言，主要是其与大连国际公司唐肖林协商共同开发大连大厦，双方在合作开发建设大连大厦过程中，唐肖林和其约定由其公司付给他个人200万元人民币好处费。2005年6、7月份，其给过唐肖林1万美元。

　　被告人：这些证据我都一无所知，而且唐肖林自己讲他给我钱都是他自己一人所为，没有其他人在场。因此背后的这些运作对于证明我有罪，没有关系。实际上这都是外围一些可有可无的东西。

　　辩护人：第一，姬巍的证言，我们希望法庭注意，姬巍讲他拿到85万元人民币是杜世岩2002年中下旬给的。对于宋振军的证言基本是没有关系，也不可信，因为，第一，他说送唐肖林去……，这与送钱没有关系，因为唐肖林也没告诉我是什么钱。第二，关于5万人民币唐肖林也讲是宋振军给了唐肖林，但宋振军作证时说唐总香港消费5万元，这可能有几个5万元，还可能有8万元、10万元，到底哪个是给的？因此该证言没有可信性。对于张文胜的证言，张文胜说的深圳大厦竣工是2005年6月，并不是刚才公诉人说的2002年。而且是在竣工后他给的这些钱。

　　公诉人：3、公诉人向法庭出示被告人妻子薄谷开来的证言，关于该事实薄谷开来有1份证言及1份亲笔证词。

　　我和在大连的家里、沈阳的家里、商务部的家里、重庆的家里都有一个共用保险柜，我们共用的保险柜只有一个，这个共用的保险柜只有我们两个人能打开。

　　当时我陪瓜瓜在英国读书，每年都回来三次，每次走的时候都会从我和共用的保险柜里拿钱带到英国去花。我记得我从我和共用的保险柜里一共拿过三次钱。在沈阳家里拿过5万美元，具体时间记不太清了，但应该是2002年或2003年，因为2004年就调到商务部工作了。

　　2004年下半年，从北京家里与共用的保险柜里拿过一次人民币，有几万人民币，具体金额记不清了。

　　在北京东城区新开路71号的家里拿过两次，一次是几万元人民币，一次是8万美元，拿走8万美元的时间我记得比较清楚，是在2005年下半年，我从保险柜里拿走的美元都是百元面额的。

　　这些钱是放进去的，因为这是我们两个人共用的保险柜，只有我们两个人才能打开，别人是打不开的。我把这些美元都陆续带到英国，用在我和瓜瓜在英国的开销了。我拿走的人民币也被我陆陆续续花了，用在我们的开销上。

　　我们家在大连有一个保险柜放在书房内，是我和共用的。调到沈阳工作后，一起把保险柜搬到了沈阳家中的书房内，后继续搬到了北京家中的书房内。柜中存放过美元和人民币。这些钱我每次出国都会带一些。我曾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分别从中取出过5万美元、8万美元和几万人民币。除了随身带去的部分，余下的存入我在中国银行的两张信用卡中。从保险柜内拿走的钱都在国外生活中花了。

　　被告人：我觉得谷开来的证言非常滑稽、非常可笑，因为我举例来说，在北京，谷开来的证言并没有说是我将5万人民币、8万美元收了，放在柜子里，你来用，我并没有跟她说，如果说从柜子里拿走这些钱，她怎么说我往里放的5万、8万美金？第二，共用的保险柜里面，人民币也好美元也好，并不只5万元美元、8万美元，人民币有几十万，她拿走的那些钱她怎么能就知道是我放进去的5万元人民币呢？再有，那里面也不是8万美元，在查我的时候，她有什么证明说是我放进去的8万美元她给拿走了，而且怎么能够那么准确的判断就是我放进去的8万美元？谷开来就在我们71号房另外一个巨大的保险柜里放着很多钱，大大高于这8万美元和大大高于这5万元人民币。

　　被告人：谷开来所具备的钱远远高于5万美元、8万美元、5万元人民币，她有那么低级在我们共用的保险柜里面每次花的干干净净？我觉得不合常理，而且事实上她的钱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而且她对那么大笔钱都说不清楚，怎么能可能把5、8、5说得那么清楚。

　　辩护人：第一我们对谷开来作证能力提出质疑，谷开来因故意杀人被判死缓，第二按照在案的证据显示其有精神障碍，这样一个精神状态的人能否作证，作证时是否清醒不得而知，这些证据能否可信，都值得怀疑。谷开来的证言均不可信，理由是第一谷开来不应该这么巧就记得这三次拿钱，大致的时间也能对得上，数额大致也能对得上，如果没有谷开来的证言，光唐肖林和两个人，我认为还可以再推敲，谷开来是2000年去的英国，其出国前一直作律师，其当时的人民币至少有4000万，就是到2002年的时候谷开来有这么多钱，有这么多钱，其单纯就记得这5万人民币、8万美元，这实际上是不可想象的，这不符合一般人的逻辑推理。第二点刚才被告人也讲，他们共用一个保险柜，而谷开来有很多的钱，这个保险柜里只往里放钱吗？谷开来会不会是不是也往里放钱？怎么有判断她拿出来钱全是放进去的？她说我带到了境外，我们国家对境外的带外汇是有限制的，每个人每次出国只能带5000，大家可以设想一下，2002年的时候5万美元要带5年，带到境外要带到2007年，她怎么能够说到那里一看有5万美元？她讲把钱分别存在，办案人员到相关银行的钱打出来了，在谷开来的相关的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涉案钱款相吻合的证据。谷开来其没有作证能力，谷开来说的全部的话都是假的。

　　辩护人：因为杜世岩的证言可以证明，时间可以断定一定是2008年9月中下旬以后，唐肖林送钱是在被告人住的沈阳的友谊宾馆，被告人在友谊宾馆住的时间是2002年6月份，也就是说到了2002年9月份被告没在友谊宾馆，那么唐肖林说的这次见面是不存在的。还有，唐肖林说当时送钱的时间薄瓜瓜也在家，但现在我们的案子中没有薄瓜瓜出入境的记录，但是有谷开来的出入境记录，我们对了一下，2人出入境的时间是一致的，但薄瓜瓜早于9月份就到英国上学了，所以9月份下旬薄瓜瓜不可能在家，所以说唐肖林看见薄瓜瓜在家是不正确的。还有，薄谷开来9月1日就出国了，直到11月5日才回来，不可能去拿这5万美元，所以，关于这5万美元的证言不可靠，唐肖林在说假线万元人民币的事实，这个事情没有任何谋利的事项，对于宋振军的证言，说在香港消费的事，但该证人对到底消费在哪，是没有证言证实。另外，对于2004年5、6月份5万元人民币，这个事没有任何谋利的事项。关于8万美元的证言不可信，因为8万美元的证据，唐肖林几次笔录都说是在2005年8、9月份送的，但是在录像中，他说的是4、5月份，但这件事情是有证人是张文胜证实的，刚才讲唐肖林8万美元，张文胜给了他1万美元，张文胜说的很清楚，是在2005年6月份后他给唐肖林的，但唐肖林给被告人送这个钱绝对不可能早于2005年6月份，只能是在2005年6月以后，那么对于唐肖林说的这个事件是有矛盾的。

　　公诉人：辩护人说到证人谷开来精神上有问题，而认为她的证言是非法的，公诉人认为不成立。刑诉法明确规定了证人的相关作证条件，谷开来作证时是2013年3月作证，当时她已在服刑，根据其精神鉴定，结论是她控制能力减弱，但不能证明其的思维和证明能力减弱，且她在作证时已经消除了导致其控制能力减弱的条件，辩护人认为谷开来精神上有问题不能作证不能成立。辩护人还讲谷开来证言内容不真实，谷开来的证言是很清楚的，她说到她与共用的保险柜只有这一个，且这个保险柜被告人当庭予以认可，且这个保险柜随着工作调动一直搬迁最终到北京，在这种两人知情的前提下，薄谷开来从中拿这钱证实是的钱是很正常，只有他们2人能打开的前提下，她的证言是真实的，至于辩护人说薄谷开来曾为律师，很有钱，即使是她挣钱再多，这也不能说她这3次她没有拿钱。

　　关于辩护人称唐肖林证言不可信的问题，公诉人认为不能成立，对于5万元送钱的地点问题，唐肖林多次证实是送到被告人沈阳的家，其中是有一次提到是送到被告人住在友谊宾馆的住所，公诉人又为此再次和唐肖林进行了核实，唐肖林说之前说的友谊宾馆是其的口误，且还有大量证据能证实家庭搬迁是2002年6月份搬到沈阳，所以说，唐肖林的证言对具体时间地点的个别的差异已进行了纠正，2005年8、9月份送8万美元的问题，录像中唐肖林说时间他也记不清了，我们认为这也符合记忆的规律。还有，谷开来在证言中讲到2002年或者是2003年在家里拿了5万美元，所以辩护人以此来否定谷开来的证言也是不客观的。对于宋振军证言的怀疑，认为到香港消费的钱是其他的钱，需要强调的是宋振军的证言能够印证唐肖林的这一说法，从账单上可以证明给他拿了这5万元人民币的，不能得出被告人猜疑的这笔钱就是其他的钱。综上，唐肖林证言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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