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22日晚，圣母大学橄榄球体育馆顶层餐厅，灯光璀璨。这座无数次见证过圣母大学橄榄球队光荣与梦想的体育殿堂，正见证着法律界的一场致敬盛宴。来自世界各地近200位著名学者衣着礼服，集聚一堂，借第七届法律与宗教国际年会召开之际，向领军人物小约翰·维特（John Witte, Jr.）致敬。约翰发表完简短的感言之后，全场起立鼓掌，经久不息。那一刻，透过人群，看到年过花甲，见过无数次盛大场面，身高1米92的约翰，此刻步下台阶，站在中央，竟羞涩地像个孩子，接受着大家的敬意，又反复挥手示意，恳请大家就此作罢。

　　我有幸坐在他旁边的亲友团桌位上，在他走向座位，经过我身边时，我伸手向他致意，祝贺这特别的时刻。他揽我入怀，说道：“谢谢你，我的朋友”。但此时此地，真该说声“谢谢”的是我，感谢他作为导师、同事、朋友和弟兄，多年来，用那永不止息的爱关心提携着我。

　　我记不清第一次见到约翰是什么时候。12年前在埃默里法学院访学时，肯定见过。印象中听过他的讲座，参加过他组织的活动，但彼此没有过多交往，那时的他肯定是不记得我的。正式订交是2017年春，在依山傍洋，号称最美校园的佩珀代因（Pepperdine）法学院参加我们共同朋友组织的一场学术会议时，我正式向他介绍了自己，并冒昧提出请他过目刚写完的一篇文章。不知是因为见面场合的缘由，还是我曾在埃默里学习过的缘故，总之，他很爽快地答应。更没想到的是，他看完文章，直接回信说可推荐到他主编的《法律与宗教杂志》发表。尽管这是我当时心底的期待，但绝非意料之中。

　　《法律与宗教杂志》属同行审议期刊，由埃默里大学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主持，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行，虽非SSCI，但在业内影响非凡。后经匿名评审，反复修改，那篇文章终得刊印。这是我独立发表的第一篇英文学术论文。文章发表后，收到若干国际学人邮件，给予鼓励或交流心得。据说还被多位教授在我自己都没资格去的著名法学院里将之当作阅读材料。坦白说，这篇文章成了我通往国际学术界的名片，助我结交了诸多学界前辈，并让我感受到学术共同体的意义。

　　约翰是法律界公认的大家，埃默里大学最高教席罗伯特·W·伍德拉夫大学教授，法学院麦克唐纳杰出教授，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主任，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剑桥大学法律与宗教系列丛书主编，……单是列举他的这类学术头衔，一页纸绝对不够。以他名字命名的系列讲座、奖励项目，更是比比皆是。这些成就固然源自天资。据说，当年从加尔文学院毕业后，他同时参加了医学院和法学院的资格考试，都取得了非凡成绩。在犹豫不知如何选择时，他给当时颇负盛名的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哈罗德·伯尔曼写了一封信，表明了他的见解和彷徨。伯尔曼绝对慧眼识珠，当即回信，邀请他到哈佛法学院，并担任他的学术助理。约翰一入学就获聘为知名教授的研究助理，这在哈佛法学院历史上着实罕见。

　　1985年，埃默里大学欲壮大新开辟的法律与宗教研究，以全校最高教席邀伯尔曼加盟，并许伯尔曼带一名研究助手。刚从哈佛法学院毕业的约翰，便随伯尔曼一起来到埃默里，先是担任研究助理，后聘为教授，再接手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迄今40年，矢志不渝。期间多所顶尖大学都着力聘他，但他依然守护着这份事业。不少人评价说，谈论伯尔曼的贡献时，绝不能少了发现并培养约翰这一项。这种说辞诚非戏言。

　　任何人的成功都不能仅凭聪慧，约翰也概莫能外。致敬晚宴上颇具戏剧性的一幕是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理查德·赫尔姆霍尔兹（Richard H. Helmholz）作为代表致辞，谈到约翰的成果时，说道：“他究竟写了多少书，我无法一一列举，只好把他的书单打印出来了。”这时法律与宗教国际学会前任主席，杨百翰大学法学教授科尔·德拉姆（W. Cole Durham Jr.）早已候在一旁。两位均已80多岁的老教授像打开一副珍贵的画卷一样，缓缓打开了足有3-4米长的书单，引起现场惊讶和欢呼。对于约翰的高产，学界共睹，只是以这种具象的方式展现出来，还是令人惊叹不已。

　　我曾问过约翰，在长期担任中心主任，承担诸多公共事务的同时，如何还能写出这么多跨越不同主题，且多有开创性贡献的研究成果。他坦诚通常4点起床，写作到8点，然后开始一天的各项事务。这样每天至少保证4个小时的安静写作时间。听到这里，我惭愧地说，“我知道自己为何没有成果了，因为我通常8点才起床”。他好像担心我生硬效仿，转而很认真地笑着说，他年纪大了，不需要那么多睡眠，并且，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不必学习他的方式。但自此我知道这些成果中浸透着多少的汗水和孤寂。

　　2022年暑假前夕，疫情管控还在延续，趁没有同事竞争，我便着手申请留基委的青年骨干计划。按照当时流程，需在三周之内拿到符合要求的邀请信，加上我还想免除板凳费(bench fee)之类的任何费用，只好找熟人下手。同时，心底时常回想起埃默里的岁月，仿佛那里存留着年轻时的印记。因此前导师迈克尔·佩里教授已经退休，遂向约翰求助。电邮是在暑假，但很快收到回复，他让刚刚获聘尚未上任，人还未到亚特兰大的执行主任惠特尼女士沟通处理。无疑，我顺利拿到符合要求的邀请信，并在无人竞争的情况下通过学校审批，获得留基委资助。

　　时隔10年重又回到熟悉的校园，走进法学楼，大堂沙发好像还在当年的位置，只是在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赫然看到贴着我名字的专有办公室，心中顿时涌起暖意。所有办公设备都已准备妥当，办公用品一应俱全，还有中心共用厨房，常年供应各式咖啡和茶饮。坦白说，这是我迄今为止享受到的最好的办公环境。接下来的一年，我在这里和新朋旧识畅聊，参加国内外的视频会议，专注自己的写作任务……。

　　刚到的秋季学期，约翰没课，正在世界各地讲学，于是提议我们视频见面，每周一次。身为I人的我，担心无话可说，事先还准备了几个问题，当然也是我在学习中的困惑。他便很认真地解答，并推荐文章和书籍，怕我记不准，视频结束后，发来目录，甚或是电子材料。于是，我就认真阅读，并记下不解之处，下周视频时，接着提问。他再解答再推荐，我再阅读再追问。如此往复，四五周之后，我正得意这种私教的优待。他却笑着说，“如果你有专业问题就发邮件给我，我回邮件给你。我们每周一次的见面，就想知道你的情况。”言语间，他用手透过屏幕指着我，表明他更关心的是我本人。

　　这才想起，每次见面他都迫不及待问我这一周怎么样，但我将此视为礼节性的问候，总以“还不错”之类的话搪塞掉，也不太注意问及他的情况。事后追忆，才意识到，尽管我们是学术上的师生关系，但他首先关心的人本身，而非学术。只有生命本身才是最为珍贵的东西。学术是为人服务，而非人为学术服务。后来包括和他人交往时，我也开始试着多关心人本身，总能意想不到地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我不知道这是否属于语言背后的文化因素，还是不同价值面向的人生观。总之，从那以后，我们见面，纵谈人生，不问学术。

　　约翰是个热情随和之人，周围人都很喜欢他。对于熟知的人，见面时他总喜欢张开双臂，给一个大大的拥抱。被他高大身躯揽住的瞬间，我像只被保护的小鸟，藏进他的臂弯。他从国外讲学回来，见面闲聊，我称他“维特教授”，他很认真地要求我叫他“约翰”。我还有些难为情，试着辩解。但他很认真地说，“我们是同事。你希望我称你李教授吗？”。那时我才意识到，中心所有同事，无分长幼，均喊他约翰。从那天起，我改口。无论邮件，还是面聊，都称他“约翰”。再后来，他改称我“朋友”或“弟兄”。

　　此后，只要他来办公室，我们都会聊上一阵。尽管他的每次到来，门口总是排满了等候的人群，但他会提前跟助理说好，为我预留见面时间。通常，我们各持一杯咖啡或热茶，移步到中心外面的露台，坐在椅子上，或晒太阳或躲在阴凉处，天南海北地聊上一通。如果有什么诉求，需要他的襄助，他会记下来，着手处理。

　　因为他很幽默皇冠·体育下载，又很达观。每次他的到来，都能给整个中心带来欢乐。他喜欢走路哼着小调或是吹着口哨，经常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他还有句口头禅，每当提到自己，尤其涉及到他的成果时，总喜欢用“我太太的丈夫”来指代。有次学术会议，他向一位希腊学者推荐一篇文章时提到“在这个问题上，我太太的丈夫之前写过一篇文章”。那位学者一脸茫然，不解地问道：“你太太的丈夫？”，逗得全场爆笑不已。

　　约翰绝对称得上是一流的演说家。对每件事情的描述，他很擅长从不同角度、用排比句式，一气呵成地讲述出来，加上他语速飞快，往往令听众激荡不已。春季学期，我选择旁听他的《第一修正案》，见识到他在课堂上的风采。那是真正的“演”讲，不只是口若悬河，手足舞蹈，更妙的是，他把一个个案例演成了鲜活的舞台剧。有一次，他直接站到第一排的课桌上，做出振臂高呼的样子；还有一次，讲到一个人离开时，他直接从讲台左侧门出去了，留下学生们坐在教室里错愕和惊奇。约1分钟后，他又从右侧门进来，接着讲。关键是，整个过程，他很严肃和认真，逗得听众哄堂大笑，他却依然投入其中。

　　他的口才一如他的文字，精炼、准确，又不失雅致。譬如，他对自己研究领域和方法的总结，分别是三个R：恢复（retrieval）西方传统中法律的宗教渊源和维度；为这个时代重建（reconstruction）最经久不衰的教义；并以历史眼光重新审视（reengagement）教会、国家和社会当下面临的最棘手的法律和宗教问题。此外是三个I，即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将宗教传统智慧与法律、人文、科学相融合；国际化（international），将美国和更多西方国家对法律问题的争论置于比较历史和新兴的全球对话中；跨宗教（interreligious），比较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的法律教义、有时比较犹太教、教和伊斯兰教的法律教义，甚至也会比较亚伯拉罕教系、亚洲宗教和伊斯兰教的法律教义。当然，还有三个F，即他选择的研究领域是人们愿意为之死的三个领域：信仰（faith）；自由（freedom）和家庭（family）。

　　约翰在学术上提携后进，不遗余力。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中后卫”，既“负责制定和指挥进攻路线”，“还要制定战术，帮助队友得分”（见《桌边谈话录》之“助攻与法律职业”）。他除了自己出书发文，“进球”之外，还在通过各种途径帮助其他学者“得分”。作为全球最负盛誉的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主任，他主持了大量国际研究型项目，惠及世界各地数百名学者。譬如，作为麦克唐纳杰出学者项目负责人，从全球遴选出约20余位年轻学人，各自或共同承担科研项目。2024年春，年度会议在埃默里召开。满满三天会议，约翰全程参与，边听边记。他对学者们的研究设想全力支持，没有否定任何一项选题，但会凭自己的经验，及时为其提供思路、方法或资源等，更重要的是，为年轻学者提供发表和出版的机会，把他们带到更大的舞台。

　　访学期间，我写出一篇初稿，请他指点。他从宏观到具体，给了两页纸的修改建议，同时主动表明愿帮我推荐发表。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每月一次内部学术研讨，一人主讲，众人批斗。我主讲过一次。他带着纸笔，很专注地边听边写。讲完之后，遵循惯例，直接给出建议和问题。但结束后，他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直到第二天见面时，他还再次提及，称赞有加，让我平添几分信心。

　　对我个人的一些需求，他向来异常用心。只要向他提出，他会排出一个个难关，给予解决。犹记得当时面临一些抉择，有诸多不确定因素，他很认真且坚定地对我说：“我会帮助你”。他也确实给了我超出期待的解决方案。以致面临多项选择时，他专门拿着纸和笔，在我办公室边说边写下几种可能，让我认真考虑。

　　约翰未曾来过中国，但他关心着中国的学术，多次鼓励我从中国传统文化里汲取养分，并期待读到更多有关中国思想的著作。已有研究他学术思想的专家，并有若干专著出版。而他的少许著作，此前已在出版，还有一些已经译出，出于种种原因，尚未出版，我主动提出帮他整理。他联系出版社，组织了一套中文丛书。我建议“小约翰·维特丛书”，他不愿独享这份盛誉，且考虑到丛书未来的开放性，几经讨论，最后确定“埃默里法律、宗教和文化丛书”。一切商定，我着手整理。他写了篇序文，既概述了法律与宗教研究的学术全貌，又谦虚明确地表达了丛书目的：

　　编译本套丛书，旨在期待与世界各地的中文学者和学生进行对话。我们的目的不是推销这些思想，更不是用这些思想进行殖民，也不是主张中国的法律和文化应当吸纳这些书中讲述的西方教故事。相反，我们的目的是提供这些权威且适宜的资源，以促进人们更好地理解西方对其他文化的贡献。

　　序文最后，郑重地署上了我俩的名字。此前曾讨论过，他邀我担任共同主编，但又怕无辜增添我的负担。我亦深知自己无论是身份，还是在这个项目上的付出，都不适合这个角色。最终面对盛情好意，难以推辞。实际上，这篇序文，我只是做了翻译并订正了一处笔误，却坐享殊荣。如今首批7本，已在纽约出版，亚马逊可购。后续若干本也还在翻译和筹备的路上。他希望把此作为持续性项目，惠及更多中文读者。

　　一年访学，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还没有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便要打包回乡。执行主任惠特尼女士提前和我确定了时间，在我离开的前两天，中心租下校园一处高地上的露台，准备了丰盛的食物，举行暑期野餐会，邀请了中心所有同事及其家属以及在校的朋友们。尽管处在暑假，却是一年来中心最全的一次聚会。约翰带着他的夫人，那位在书的扉页上多次出现过的伊莉莎·艾莉森——“我终生所爱”。

　　晚餐进行到一半时，惠特尼先是悄悄对我说，她要宣布一个事情，为了不至于“惊吓”到我，提前跟我透露。她代表中心为我准备了礼物，并宣告我要回国的消息。我确实受宠若惊，并被他们的用心感动。原本该由我来表达谢意，没想到他们却说了许多感谢之词，赞美我的到来和一年的参与。

　　在阅读和交往中逐渐了解约翰的身世历程：父母是荷兰人，被纳粹夺走一切。父亲曾加入荷兰抵抗组织，再赴印尼作战，二战后移民加拿大。约翰出生在那里。父亲给他影响很大，正如他在纪念父亲的文章中说，“他驱使我们做最好的自己，明智地利用我们的时间和才能，充满爱地服侍他人。”他继承了父亲约翰·维特的名字，并申明家庭和信仰是他为之奋斗的一切。

　　2024年，不过是约翰生命中平凡的一年，但却有许多事情不期然地叠加在一起：年初，以他名字命名的系列讲座在首都华盛顿开启；接着入选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8月，来自哈佛、耶鲁、剑桥、海德堡等地的世界一流学者，贡献了31篇纪念文章，结集出版。《法律中的信仰，信仰中的法律》，厚达740多页。据说，还有很多作者表示在写或要写，但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及时收录皇冠·体育登陆，只能留待下一卷。此外，系列中文译著今年10月份出版。当然，还有这场致敬晚宴。

　　致敬晚宴上，我问坐在旁边的约翰助理艾米：为何今年出这样一本书？她说，德国学术圈会在一个人75岁时为其出版纪念文集，他们可能觉得约翰65岁就值得有一本。没有任何计划，事就这样成了。以致于约翰也很纳闷，还开玩笑说，这像是大家在为他送行。

　　致答谢辞时，约翰讲了三点，首先是感谢，感谢他的导师哈罗德·伯尔曼开创的这份事业，感谢一众身边人，声称所有成果尽管署他名字，但离不开这些人的帮助。那份长长的书单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其次是阐明，宣告他很庆幸地选择了毕竟追求的是人们愿舍命捍卫的三样东西：信仰、自由和家庭。他分别研究了这三个领域，并研究了相互之间的关系。最后是劝告，恳请在坐的诸位教师，应关心和提携下一代，因为“他们终将扛起这份事业，并超越我们”。言明他这个年龄，该是交棒的时候了。但 我知道，约翰还有宏大的研究计划，并继续在这个领域耕耘写作。我们都很期待着。也是在这次晚宴上，得知他们还为我保留着办公室，期待我早日回去。我也期待着和约翰分享人生，再续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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